论文荐读丨喻国明、武迪 “向心趋势”与“离心趋势”：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双路演进——2024年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综述

期刊介绍

作者介绍

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武迪：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认知神经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方面展现出蓬勃生机。本文探讨了该领域在2024年的发展趋势，重点关注了“向心趋势”和“离心趋势”两种相互交织的研究路径。“向心趋势”强调认知神经科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工具性支持，通过实证方法和生理测量技术揭示媒介如何影响人类大脑和认知过程。“离心趋势”则拓展了认知传播学的边界，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情感体验、身体转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本文将分析两种趋势的特征、相互关系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

文章内容

在探讨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之前，我们需要厘清“认知”在传播学中的意义。基于以人为本的媒介视角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媒介研究逐渐呈现出“情感体验”与“身体转向”的趋势。然而，这两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传播学传统的“离心路径”，即注重外部影响与分散性。为了使传播学理论更具可证伪性并融入社会科学框架，需要以认知为核心视角，引入神经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实现理论与方法的深度融合，推动学科的科学化进程。

具体而言，首先，情感的媒介化转向意味着媒介不仅仅是承载情感的容器，也意味着媒介的结构特性会影响情感的生成与表达。换言之，媒介和情感之间存在共构关系，情感不再是媒介之外的心灵体验，更是通过媒介的形式与结构不断塑造与构建的产物。传统媒介囿于线性逻辑与封闭结构叙事，受众身陷“旁观者”视角被动感受情感内容。技术“赋情”的当下，媒介属性由大众媒介向个人媒介的转向，个体主动可以通过媒介实现非理性的情感共振与情感寄托。情感的认知功能强调，情感不仅有助于理解叙事内容，还有助于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言语与行为，故事的塑造也伴随着读者认知、推理以及情感的综合影响。由此可知，情感在信息加工与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次，在传播学研究中，身体从沉默变为重要凭依。认知传播研究的取向同样经历了从符号认知到具身认知的阶段，前者指的是认知的符号加工阶段，后者指的是对身体的依赖性，身体在认知传播中的潜能被挖掘。对于具身认知而言，强调了身体物质性转向。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指出，“身体并非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的主体。”这意味着身心关系则是心智与身体一体化的，具身的认知科学便是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中理解心智的性质。

传播学的发展一直以来受到“交叉”动力驱动，不仅仅包括传播与其他内容的相加或者并和，更预示着传播学的发展有必要建立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内容之上。在工具层面，认知科学测量方法大幅解决了传统方法的误差问题，能够洞察人类微观信息加工规律，将原来囿于工具不足的束之高阁的研究更加科学化、理论化。认知神经传播学作为距离人类感知最近的传播范式，将原本处于“黑箱”中的大脑地图通过大脑以及其他生理指标，绘制出人与媒介、人与以媒介为中介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神经信号对现实的预测，可能提供了人内、人际和大众之间可通约的理论视角。

最后，媒介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场域动力，网络成为非理性要素传播的聚集地。因为网络环境对人类的信息处理、决策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个体层面的认知，还改变了群体思维模式、社会认知和传播过程。

在探讨了将认知神经科学纳入传播学考量的必要性之后可以发现，学科交叉融合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向心趋势”，即认知神经科学为传播学提供了实证方法和工具支持，推动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另一种是“离心趋势”，即认知传播学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传播实践。这两种趋势既相互补充，又共同推动传播学理论的多样化与实践的深度化。

本部分内容将聚焦于“向心趋势”，即认知神经科学如何为传播学提供实证方法和工具支持，推动学科的科学化进程，通过量化的生理数据和实验方法揭示媒介如何影响人类大脑与认知过程。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分别阐述认知神经科学对传播学的赋能作用，并探讨其对传播策略有效性、理论框架和认知模型等方面的贡献。

（一）实践层面：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传播策略有效性的实证支持

2024 年，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工具属性已经被广泛认可，并没有创新的统计方法或硬件突破出现。长久以来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已经为传播学提供了许多相对新颖的测量工具与技术手段，例如多导生理技术、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脑电图（EEG）以及眼动技术（Eye-tracking）。

认知神经科学的两大起源是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 与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前 者 借 鉴计算机领域的信息加工模型，探讨人脑对于外部刺激的“信息加工”（Processing）过程这一环节，后者探索人的直觉和行为在大脑中的溯源与连接，尝试绘制“大脑地图”。因此，通过引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传播学能够探索从内容生成到信息传播以及用户反馈层面对于个体认知以及情绪的影响，借助对个体神经生理指标的量化分析，传播学研究得以实现了更高的精准度和可验证性。Bolls 等人将媒介加工生理心理学测量分为认知层面与情绪层面，其中心率（HR）和脑电图属于媒介认知加工，而皮肤电（EDA）以及面部肌电（fEMG）属于媒介情绪加工。值得注意的是，脑电图信号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相比之下，功能性核磁共振提供了更高的空间分辨率16 ，在这两种技术结合的情况下，认知过程的测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传播学能够在更全面的层面进行研究。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时期，“S-R”（刺激—反应）模式未能充分考虑人的主体性。认知神经传播科学对交互过程的关注和自然范式的使用弥补了这一不足，为研究生理信号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方法论支持。通过这一交叉学科的支持，研究者能够揭示不同传播策略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机制，并为优化传播策略提供实证依据。例如，有研究在精细化可能性模型框架下探讨了不同说服策略（情感 vs. 理性）对注意力和信息处理的影响，发现中心和外围说服策略在认知资源分配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也得到重要推动，Tian 等人通过心率变异性指标的测量，发现“以人为本”的沟通策略能够促进年轻人在谈论父母去世等情感话题时的心理恢复，这强调了支持性对话对生理、心理与情绪健康的重要性。在个性化传播策略方面，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被用来探讨人格特质对态度一致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个性化的传播策略并不一定能增强传播效果，这为疫苗推广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传播策略提供了新的启示。在儿童心理健康领域，富有同理心的机器人对话策略被证明能够增强儿童的信任感，促使他们更愿意分享秘密与情感，这一发现为儿童与机器的互动模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营销传播领域，眼动技术与皮肤电反应的结合被用于研究品牌植入的传播效果。一项研究发现，视觉信息与品牌旋律的结合能够有效提高观众对品牌的记忆与关注，这为品牌传播策略的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认知神经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也为传播学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化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理论层面：七大理论框架与认知模型的创新与发展

2024年，认知神经传播学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其中，Potter 等人的研究标志着该学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们对 1980 年至 2020 年间采用生理测量方法的传播学论文进行了系统回顾，归纳出七大关键理论，包括脱敏理论、选择性暴露理论（SelectiveExposure）、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AggressionModel，简称GAM）、兴奋转移理论（ExcitationTransferTheory，简称ETT）、吸收理论（存在感、沉浸感与叙述参与）、有限认知能力理论（LC4MP）以及关于病毒性与信息有效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支持下，获得了更为深入的验证和拓展。

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在于将生理测量与理论研究结合，例如，脱敏理论指的是反复接触某些类型的媒介内容导致心理反应减弱。有相关研究基于脱敏理论证实，频繁接触仇恨言论会导致听众脱敏，具体表现为心率减慢，这表明长期接触仇恨言论可能会改变对于负面言论的生理反应。选择性暴露的典型特征是个体倾向于主动接触与其以后态度一致的信息，Potter 等人提出通过心率、皮电以及眼动等的生理数据可能可以深入探讨选择性暴露的内在动机，揭示情绪与生理反应在信息选择中的复杂机制。相关研究通过脑电图（EEG）进一步验证并扩展了选择性暴露与确认偏误的概念。例如，当被试观看与自身政治倾向一致的视频时，脑电波显示大脑处于更放松的状态；而面对与个人观点不一致的信息时，大脑活动会显著增加，以处理冲突信息。

一般攻击模型则是用来解释攻击性行为是如何受到个人、情境以及媒介暴力影响的综合框架。一些研究基于GAM框架，采用生理心理测量的方式观察暴力内容对个体的影响。Veneziani 等人通过采用超扫描范式发现，玩暴力电子游戏后，玩家之间的脑间同步（IBS）程度升高，这可能与更高的社会关注、控制感和主导性有关。兴奋转移理论则揭示了生理测量与自我报告结果不匹配的可能，Zhang 等人探讨了沉浸式媒体与非沉浸式媒体之间切换时的兴奋转移效应，发现初始沉浸式体验的生理唤醒影响会转移到后续非沉浸式体验。Potter 等人因此建议采用多方法整合，以准确捕捉复杂的传播过程。

Potter 认为在传播学领域，心流（Flow）、存在感（Presence）以及叙事参与（Narrative Engagement）这三大概念用于描述用户沉浸与参与到媒介现象，并将其总结为吸收理论。该理论在虚拟现实传播中得到验证，例如，有研究通过测量生理数据表明，相比于平板设备，虚拟现实设备更容易在正念训练中诱发心流状态。

七大理论框架中同样包含有限动机中介信息处理有限容量理论，作为认知模型的重要版图，有限容量理论用于理解或预测人类在感知、记忆、思维、决策等方面的心理和行为过程。作为认知模型的代表，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Model，简称 ELM）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动态传播系统理论（Dynamic Human Centered Communication SystemsTheory，简 称 DHCCST）拓展了有限容量理论，为认知模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例如，详尽可能性模型指的是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如何根据动机和认知资源的限制来选择不同的加工方式，有研究基于 EEG 技术发现中心和外围说服策略在认知资源分配上存在显著差异。除了传统的认知模型，Yin 等人提出“具身图式信息处理 模 型”（Embodied schema 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ory， 简 称 ESIPT），该模型强调身体对于传播的重要性，认为身体图式的激活是一个自动过程，可以产生认知潜力，例如情绪变化于注意力分配，从而影响后续的高阶认知过程。ESIPT模型与DHCCST模型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理解身体在认知和沟通中作用的框架，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共同解释沟通系统的动态性和交互性。

最后，信息共享（比如转发行为）与信息有效性的神经认知机制是认知神经传播的一大代表领域，它探讨了个体的神经反应对群体转发现象的预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和Scholz等人提出了基于价值的病毒式传播框架，认为信息共享是一种基于自我和社会结果期望的价值决策，自我相关、社会相关与价值系统的脑区可以显著预测转发量，并且准确程度超过自我汇报的转发意愿。基于大脑的预测模型能够比较可靠地预测信息在人群中的传播，显示了自我、社会和价值相关神经信号不同层面的传播范畴的可通约性，并且在跨文化情境下该研究仍然得到复现。目前，该团队有关“基于大脑的信息有效性预测”（Brain-Based Prediction ofMessage Effectiveness）已经从健康传播领域延伸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传播领域。综上所述，这些理论框架的形成与拓展，不仅标志着认知神经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深化，还为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认知传播学指出人的身体体验是认识世界的前提条件，并凸显心智主体性认知加工的特色，强调主体间性在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第二代认知科学视野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传播学研究进路。目前国内已形成了理论认知传播学和认知神经传播学两大学派，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性、复合型的学术特征。有学者认为，媒介认知研究揭示了时空共同体与信息流动、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传播策略优化、信息素养提升来促进深度整合与高效运作。在此，我们把“离心”用作隐喻，表示传播学在边界不断延展、学科外延扩张的过程，其理论与方法不断向外辐射，它与认知神经科学一前一后的探索和印证推动了认知神经传播学的深入探索。

（一）边界拓展：从生理机制到传播实践的转移

认知神经传播学主要探索媒介如何通过神经机制影响个体的注意力、情绪与记忆。从认知神经传播学和认知传播学的交融体现了研究领域从“微观的生理机制”和更广泛的“传播实践”并行的趋势。两个学科在交汇过程中同时受益，传播学弥补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缺失，而后者也为传播学带来了实证的生理基础。在 2024 年认知传播学对传播实践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情感、身体与行为三个方面。

认知传播学拓宽了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外延，从单一的大脑认知加工研究，拓展到情感和身体体验对传播过程的影响。情感驱动信息传播的特性表明，情感在信息吸引、记忆效果和扩散速度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而这种情感驱动的机制对于媒体信息的传播具有放大效应。理论层面，有学者提出短视频在传播中可以通过“情理融通”，以情感触发与共情、互动与认同、沉浸体验与情感归属构建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共享。还有学者强调通过情感传播和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以便克服数字区隔、促进互惠关系并应对文化风险。实证方面，有研究通过考察认知—情感—结构因素，考察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劝服因素唤醒群体共情。

梅洛·庞蒂曾提出，“身体是生活体验的场所，也是表达意图的能动性场所” 。身体体验逐渐被视为影响认知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虚拟现实和大模型对媒介环境的拓展，媒介环境作为变量的研究数量逐渐上升。在沉浸式传播、虚拟现实等场景中，身体的沉浸感和交互感直接影响到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信息接受度。有研究量化探讨了具身认知和心流体验在 VR 技术互动、接受与乡村文化认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VR 交互和情感体验能提升用户的文化认同、满意度及社交分享意愿。人机传播中同样存在“身体”问题，邓建国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离身沟通型 AI”与“具身沟通型 AI”两条路线，并指出两者呈现螺旋式相互促进的关系。

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行为的反应，认知负荷是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理论概念，认知负荷既涉及个体情绪、信息特性、媒介载体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也涉及个体如何应对认知负荷和信息过载的不同行为方式。从媒介具身赋予人们“永久在线”的权利到信息疲劳人们不得已“数字解毒”，越来越多的人步入“数字断联”的后连接主义环境。有学者认为“断联”指的是断开与智媒的连接或是断开与网络的连接，断联是人们面对隐私焦虑的一种应激方式，其并不是悲观行为，而是用户对自我的赋权。但在实证层面，断联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并没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果说断联是面对信息过载的行为方式，那么“数字囤积”则是个体面对错失焦虑的应对手段。数字信息的无限性与用户认知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构成数字囤积的关键矛盾，数字囤积是由于信息特质以及个体心理交织所致。朱丽丽等人从传播学角度再定义数字囤积行为，即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综上，无论“断联”还是“囤积”，这两种行为都揭示了当下传播环境中个体面对的认知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管理和调节认知负荷，不仅是个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重要能力，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实践启示。

（二）技术拓展：人工智能辅助下个体的认知域的延伸

智能技术赋能的当下，媒介成为延伸认知的工具，全面赋能个体。认知传播学最核心的理念是离身的传播并不存在，随着人工智能与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工具、智能媒介、智能环境等相继出现，它们在信息选择与加工、独立思考判断和意义产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学者将心智体外延伸趋势下的认知传播学视为“延伸认知传播学”，认为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出现已成为认知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展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在认知延伸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作为认知拓展工具，需要依赖人类决策，如 AI 辅助写作，可视为内部增强；二是通过提供更智能的外部支持，如自动驾驶赋能人类行为但不直接提升认知能力，可视为外部增强。延伸认知工具的作用仍依赖于个体的主动性。

人类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可用的知识容量被称为“认知带宽”，通过对过去研究的总结，我们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可以用于进一步延展认知带宽，并基于分布式认知视角，阐述 AIGC 对认知延展的阶段性路径。认知带宽虽然具有“有限可用性”，但仍具有可调节性、可增益性以及可扩容性三大积极可供特性，因此，在生成式环境下，认知带宽将从资源、能力以及空间获得更多可能性。比如从“媒介界面”理解，智能传播时代大模型出的对话代理超越了以往的线性逻辑，是对认知边界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产出将会赋能个体认知以外的新知识。

技术在赋能个体的同时，也引发了认知风险、认知矛盾以及认知偏差等问题。认知素养的培养已被反复强调，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路径。研究表明，大模型在更常见且已达成普遍共识的提示上表现良好的假设，但在有晦涩、有争议或数据有限的主题时更容易产生“认知幻觉”。这种幻觉可能会导致用户的认知危机与人机传播风险，包括错误知识接收、隐形知识遮蔽以及思维固化等问题。此外，一些研究同样发现大语言模型还复制了人类推理中的认知偏差，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出与人类相似的非理性思维，同样人机关系塑造中也可能面临认知矛盾。例如，部分智能产品仍被视为“低发展生命共同体”，其角色定位引发了传播学对人机关系的反思。面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衍生出的多样认知问题，有学者提出认知素养的构建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路径。谢耕耘等人强调，面对网络认知战，认知免疫力的培育依赖于媒介素养教育与辟谣机制的协同作用。当下，媒介素养亟须升维，从技术本质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层面重构理性认知。从人机协同的思维模式中培养认知素养，诸如认知识别素养、认知批判素养、认知安全素养以及认知适应素养。

综上所述，机器的智能化为增强和干预人类个体认知提供了双重契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既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对未来认知传播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方向。

（三）议题拓展：智能传播时代下社会认知议题复杂化

在以上的综述中，认知的作用对象往往是个体，但是认知的干预和嬗变对社会的扰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智能传播时代下，整个社会面临着地缘、经济、技术风险等多重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具有流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以及模糊性（Ambiguity）的“乌卡时代”的来临。在社会复杂性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认知传播学的外延逐步拓展至更广泛的社会议题，涵盖认知竞争、认知素养、认知不平等及风险认知等方面，进而引发一系列宏观社会层面以及结构层面的挑战。

在宏观层面上，“认知战”“认知战争”和“认知竞争”依旧被频繁提及。所谓认知战即将“人类思想视为战场”，其目的不仅在于改变人的想法，更旨在转变人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认知战依赖于脑科学，技术进步、算法驱动的商业模式以及脑科学共同推动了认知战的兴起。认知战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它可以破坏民主制度、颠覆政权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从时间跨度上看，认知战追求的可以是短期效果也可以是长期战略。未来认知战的内在态势形成将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更加强调隐形的认知影响和长期的认知塑造。致效机理上，有研究基于认知科学理论，提出认知战主要是通过强化认知争夺、诱发认知压力、利用认知偏差等基本原理展开运作。徐明华等人则通过扎根理论提出国际舆论“武器化”生效的三个层次：社会感知维度的符号暴力、社会判断维度的思想支配以及社会解释维度的意识禁锢。有关认知战的研究均认为技术是其缘起的推动力。然而，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在认知战中的作用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从精准度以及效率层面赋能认知战，然而有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人工智能认知战会利用人类的认知弱点和思维偏差，潜移默化地实施思维诱导与认知操纵，对认知域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综合来看，认知战以及认知竞争的相关研究大致沿着问题缘起、概念演进、态势分析、致效机理以及应对策略这一脉络展开。

结构层面上，面对智能机器数字不平等成为新的研究议题。我们团队的研究指出，互联网上的“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但在表现形式上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从动机不平等、接入不平等这些“硬障碍”转向解释不充分、理解不平等、信任不平等的“软障碍”。因此需要注意，不平等问题同时发生在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体的认知结构层面。“认知沟”的概念可以作为数字不平等研究新的面向，反映了媒介技术和使用差异所导致的认知能力的差异，是智能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表现72 。但是未来仍需要弥补“认知沟”的测量问题，无论基于经典测量理论还是寻找适当的行为或神经反应指标，都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个体与社会在测量效果上统一。

认知神经传播学在 2024 年呈现出“向心”与“离心”趋势双路演进的发展态势。“向心趋势”上，学科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体现出理论与认知神经技术在探索认知传播内在机制上的精细化与专业化；“离心趋势”上，跨学科的协作不断拓展了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外延，将其应用到政治传播、健康传播以及智能传播等领域。这种双向演进的发展态势不仅反映了学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预示着未来在理论创新与技术应用上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马尔库塞主张无论社会还是个体的思维都应该包含肯定和批判两个维度。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在肯定人工智能嵌入传播并赋能个体认知与能力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对其影响的批判性思考。这种批判性不仅应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性、可解释性和公平性，还应推动构建符合人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体系，确保技术长期有益。同时，保护个体的“神经权利”将成为重要议题，这不仅要求技术开发在尊重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避免对个体思维和信念的潜在干扰，也需要在政策、伦理和法律框架上对技术应用加以规制。

未来，认知素养将成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认知挑战的关键策略。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中，个体需要具备评估信息价值、辨别事实真伪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带来的潜在认知负担与风险。认知神经传播学的研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提升个体的认知适应能力和社会的媒介素养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